王伊万
近来，常常看到一些关于汉字改革的争论。例如“美洲中国文本改革促进会”主办的《语文与信息》，大陆发行《语文现代化》，《汉字文化》等。甚至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先生也公开发表讲话（见10/10/1996《世界日报》），引起强烈反响。本人不是专家，但作为中国人，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时时感觉到汉字的危机，因此忍不住也想说几句，凑凑热闹。
一．由于有了文本，我们便有了五千年的历史。毫无疑问，这五千年的文明史，是我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但历史偏偏又告诉我们，它同时是一个沉重无比的包袱。历史留给了我们一些什么？
传统的服装？ 现在似乎已无人知道，亦无人关心，究竟什么样的服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服装。无数现代的奇装异服，已使国人无法再忆起自己的从前，甚至专家也无法考据究竟应该以何时何地何人的服装作为中华民族的正统，以及怎样让中国人都去恢复这个正统。众所周知的是，所有炎黄子孙的领导人以及精英，都已西装革履，领带光鲜了。
传统的建筑？ 到底是目前乡间普见的泥砖茅屋是中国的正统， 还是那些红墙绿瓦黄琉璃飞檐的宫殿庙宇？ 还是那些被标榜为中国现代化的高楼大厦？
传统的宗教？ 据说道教是中国自己的宗教，但现在究竟还有几个人懂得它？ 现在还有几个人在拜自己的“菩萨”？ 外国传进来的佛教，尽管久已衰微不堪，但似乎已占据了中国宗教的正宗地位。 看来国人已经见怪不怪了。
传统的语言？ 此话更无从提起。虽然我们知道自尧舜时代之前，中国必有语言的存在，但却无法考据今天究竟谁在使用那炎黄的正统。是北京人，香港人，还是台湾人？甚至是西藏人？
汉字，看来祗有汉字，至今还名正言顺地作为中国的正统传统保留并为国人喜爱与广泛使用著。但显而易见的是，今天的文本也远非昔日之文本了。几千年下来，从甲骨文、小篆、大篆、到隶书、楷书，中国（严格说是汉民族）的文本也几经沧桑。如尧、舜、或秦皇、汉武复生，一定惊呼其面目全非。可见，汉字也一直在变革之中，其趋势是由繁到简，由少数人的专利到多数人的工具。
二．近百年来，时时听到“保存国粹”，甚至是“保卫国粹”的呼声。使我们产生许多的民族自豪感。 然而仔细看看，听听，却大都是一些西装革履之士，躺在沙发里，或频繁穿梭于飞机、火车上发出的慷慨激昂之声。而这些慷慨激昂的大声疾呼，偏偏都是集中在汉字这个国宝上。
为什么没有人去慷慨激昂地大声疾呼要保卫（或保存）中国的服装，中国的建筑，中国的宗教，以致中国的音乐，中国的书画，中国的哲学？ 这些难道不是中国的国粹吗？
看来，如果不是汉字发生了重大危机，就是那些要保卫“国粹”的人本身产生了重大危机。
这个危机是时代带来的。当工业革命的浪潮终于冲击到昏睡的东方，危机于是发生了。本世纪初，洋枪洋炮打破了闭关锁国的中国，国人惊而醒起，高呼自强。于是有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于是有了始于１９１８年的新文化运动，使汉字脱离了几千年文言文的巢臼，走上了白话文的新路，同时增添了一个可爱的夥伴－－标点符号。由于这一改变，使汉字符合了汉语的口语习惯。那些要维持旧秩序，同时也就是维持自己既得利益的人士就在一片“保卫国粹”的呼声中，极力阻挠这个变革。然而，汉字还是不可逆转的发生了变革，从士大夫的专利转变为平民的工具。随著这一变革，各种促进汉字现代化的注音、拼音方案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新信息从世界各处涌进了中国，又通过新的文本表现形式和新的教育形式为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所接受和掌握，给中国带来了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契机。可惜，这一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变革，由于其后频繁的战乱而令人遗憾地中止了。
１９４９年，政权的更迭，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口号的新政权，在１９５６年又引发了一次新的文本改革运动，其高潮表现为１９５８年简化字的公布和汉语拼音的制定。中国人又得到一次与世界列强齐头并进的机会。当时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就可以运用汉语拼音自由地书写表达自己所想要说的一切，如果这个变革持续到现在，新造就的一代人，恰恰就是与资讯时代接轨的社会基础。可惜这个变革又由于频繁的“战乱”而中止了。其后，在中国的领导人里，就再也无人（无暇？）过问这个与中华民族休戚相关的大事了。邓小平讲过一句话：“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可惜由于太多的事情要忙，同时也没有意识到文本改革对中华民族前途的重大意义，以致成为一句空话。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变革，终于又使汉字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国粹”，同时也使这个“国粹”成为我们中华民族进入资讯时代的绊脚石。
三．六十年代，美国ＩＢＭ公司动员上百位计算机（电脑）工作者、汉字工作者，耗资上千万美元，从事汉字的输入工作，费时数载，收效甚微，以致得出“或者消灭汉字，或者消灭计算机（Either die-out Chinese Characters，Or die-out computer）”的结论。
这个结论显然太偏颇,但给我们的警告还不够惊心动魄吗？二十余年后,汉字没有消灭，电脑技术及其应用飞速发展。但是，汉字的电脑应用仍然困难重重, 连起码的中文输入瓶颈也尚未完全获得解决。英文能够直接使用于电脑输入、输出、检索, 而中文则三者皆不相同。这种情况显然大大增加学、用中文电脑的困难, 因而直接影响一切语文活动的效率, 进而影响一切工作的生产力，甚至使一些工作无法进行。
中文是世界上唯一需要使用大量编码输入的文本，由于字形复杂，字数太多, 以至困难很大, 难上加难。当前中文电脑的使用情况，仿佛像没有自动点火功能的汽车, 每次启动都有很大的困难，每个用户都必须具备身强力壮的首要条件去启动汽车，然后能去考虑驾驶！
人人都知道，英文电脑好比具有自动点火装置的汽车，比较容易启动,学会使用可以得到很大的好处。为什幺还要学习和使用如此复杂艰难的中文电脑技术呢? 因此, 我们正在面临失去整个“中文电脑时代”的严峻前景。一旦我们失去了“中文电脑时代”，汉字就将退出世界舞台了。仅仅依靠汉字来维系的中华民族就将面临“消失”的危险。
这些都不是小问题, 而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和文化的生死存亡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完全不下于十九世纪末年“洋务运动”提出的迎头赶上外国“船坚炮利”的问题。
作为中国人，我们难道不应该问问自己：在一日千里的资讯时代，仅仅为了解决汉字的输入就要花费二十余年，而且还没有解决好。我们还能赔得起多少时间？我们有权利为了那个几乎属于虚荣的“国粹”，而牺牲中华民族的前途吗？ 当世界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一日千里前进之时，我们却在喋喋不休地讨论保卫“国粹”，已经是自绝于时代。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一切尖端的军事、科技，甚至有关民族发展重大前途的`项目，都在使用外文，由外文电脑及其软件在控制其发展或锉败。这些关系我们国家与民族命脉的项目，仅仅从文本来说，就是排斥我们中国同胞，就是要使我们中国同胞自己无法看懂和领会。我们为什么宁愿把民族的前途交到外国文本的手里，也不愿意改革汉字呢？那些保卫“国粹”的先生们，为什么在这时又不出来保卫“国粹”了呢？为什么又不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广大民众了呢？
四．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工业革命时代，现在又面临一个来势更为凶猛的信息革命时代。要进入信息革命的行列，首先遇到的就是文本改革的关口。如果我们还不痛下决心进行文本改革，那么，基于生存的理由，基于与世界现代化接轨，所有的民族精英都不可阻挡地转入了更能够适应信息时代的文本系统（例如英文），而逐步疏远，甚至放弃汉字。事实很清楚，我们面前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我们的这一代以及後代，如果希望得到良好的生活与社会地位，就必须进入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文本系统，就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攻读繁难的，至今无法与信息时代接轨的汉字系统。这个趋势无论在海外还是在国内，已经十分明显地展示在我们眼前。鸵鸟政策只会加速这个趋势的发展。
两极分化的势头也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一方面，蒙童学子在保卫“国粹”的口号声中，糊里糊涂钻进繁难的汉字堆里皓首穷经，日渐远离时代，成为文化化石。另一方面是面向世界，追求现代化的民族精英，大步走出中国，进入世界村，使用英文或其他适应信息时代的文本，来实现自己的人生及其价值。
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人会再去追求穿著“国粹”式的服饰，也没有人再去追求居住“国粹”式的宫殿庙宇，更没有去追求参拜“国粹”式的“菩萨”。这些，国人都坦然地接受了世界的进步，显然也并没有阻滞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在西装革履面前，在高楼大厦面前，在释迦牟尼面前，为什么没有人去大声疾呼保卫国粹？ 为什么偏偏对于汉字这个“国粹”就情有独钟呢？ 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绵延至今，除了举世公认的人口众多之外，只剩下一个要慷慨激昂，大声疾呼去保卫，保存的汉字，难道还不能给我们预示深沉的危机吗？
五．文起百代之衰。“美洲中国文本改革促进会”执行干事吴文超先生代表中国的文本工作者提出了远大的变革理想。近四百年来的工业革命，使中国这个当时世界的强国落后于世界潮流起码一个世纪。在信息时代，我们又准备落后多少时间呢？以后还会有时间去急起直追吗？当年，日本和朝鲜都采用中文，使他们自己的国家、民族得到长足的进步。今天，同样是日本和朝鲜，又放弃了中文，迅速向世界潮流靠拢，使他们的国家、民族又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这并没有影响他们把汉字作为艺术完好地保存下来并广泛地传播于後代。鲁迅先生说得好：“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宗，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鲁迅《汉字和拉丁化》）”这一切，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深省吗？所有身为炎黄子孙的领导者们是不是应该腾出些争权夺利的时间，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呢？
是因循守旧保存国粹，还是锐意变革拯救汉字？是锐意改革汉字，留名青史，造福民族社稷，还是为眼前虚名，力保“国粹”，延误时机，遗祸後代？看来全在乎各位志士仁人一念之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