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使用古诗吧，古诗包括唐律形成以前所有体式的诗，也包括唐朝及唐以后仍按古式创作的诗。你知道什么样的古诗才能算得上是好的古诗吗？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杜甫诗歌的人民性，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杜甫诗歌的人民性
杜甫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用大量诗歌抒写人民生活。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用自己的一生写作了一千四百多首诗歌。杜甫适逢安史之乱，安史之乱造成了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杜甫在历史危难之际经受了思想的磨砺，体会到人民的苦难，这一切都成就了他诗歌的现实主义高峰，使得他对人民的态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杜甫诗歌有着精深的思想内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大部分篇章都是从人民的角度进行抒写，这造就了他以大量诗歌抒写人民生活的现实主义伟大诗人形象。杜诗体现出高度的人民性，这是其诗歌的重要特色。
一、对人民的深切同情
杜甫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用诗歌反映人民生活的疾苦，表达对人民的同情与关心。这样的诗歌数量非常多，可以说贯穿到他整个创作中，他始终深切的关注人才，对人民的深切同情是杜诗人民性的体现。
1.杜诗关注人民疾苦
杜甫从困守长安时期所写作品就开始表达出了对人民疾苦的关注，体现了对人民的同情。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体现的最为明显，杜甫在长安时生活潦倒，疾病缠身，理想的破灭迫使他正视现实，认清了统治阶级的罪恶，看到了人民生活的困苦不堪。所以他感叹“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诗人从自己的忧愁想到了人民的忧愁，把人民的忧愁看作是自己的忧愁，体验更为深入，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
杜诗被作被称为“诗史”，在安史之乱后，杜甫和人民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了战乱的痛苦，对人民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写出了很多关注人民疾苦的诗歌。杜甫把对战乱的痛诉和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抒写在他的《兵车行》、《三吏》、《三别》这类诗作中。唐肃宗乾元二年，由于战事不利，为了补充兵力，在洛阳以西到潼关强行抓人。这时杜甫从洛阳到华州，经过潼关，目睹了现实的残酷。《兵车行》从人民的角度写下了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揭示了唐王朝频繁对外用兵给百姓带来的不幸。其中“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诗人对百姓表达出同情，对田园的荒芜和统治者的不满，不是直接抒写，而是将深沉的思想情感融入到全诗的叙事中。《三吏》、《三别》反映的是在叛乱战争环境中广大人民遭受的重大灾难。《石壕吏》的主题是揭示官吏的蛮横和残暴，反映了人民的悲惨境遇。“暮投石壕村”写出了事件的典型环境，“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表现了人民长期遭受的苦难，日夜不得安宁。“有吏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渲染了县吏的蛮横气势，奠定了全诗的悲痛气氛，表达了无限悯民的深情。《新婚别》写一对新婚夫妇的离别，杜诗记下了百姓的哀怨，对残酷的社会现实提出了控诉。
2.杜诗充满爱民情怀
杜诗对人民充满着深切同情，有着深厚的爱民情怀。如《又呈吴郎》中：“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这是说邻居一个寡妇常来门口打枣，杜甫从来不管。后来把住处让给一个姓吴的亲戚，吴郎来了便禁止打枣，杜甫写下了这首诗劝告吴郎，由此可见杜甫对人民的同情心。杜甫的爱民情怀，甚至超越了自我。在他的幼子饿死时，他并没有沉浸在个人的悲痛中，觉得自己不管怎么样还是个官，享有免租税、免服兵役的特权，自己还狼狈到这个样子，那百姓的生活就更加不堪设想了。他在自己的异常困难时却想到广大流离失所的百姓，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感概，体现了忧国忧民的情怀，体现了儒家的仁爱思想，同时也体现了高度的人民性。
二、对祖国的无比热爱
爱民与爱国、忧国与忧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杜诗的可贵之处。国家的动乱与人民的生活有着密切关系，杜甫深切的同情人民、关怀人民，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安史之乱后，他与人民一样经历了战乱，目睹了百姓的困难，他的喜怒哀乐与祖国的盛衰相呼应，表现出深切的爱国情怀。
1.为国着想，忧深虑远
安史之乱爆发前，唐玄宗沉溺于声色，政事全部交给了李林甫，酿成了天下大乱。杜甫对此深有感触，写出了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中：“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对杜甫来说，歌舞升平的表面下隐藏着危机，国家已经危在旦夕，诗人为国为民担忧，难能可贵。
2.面对战火，为国痛心
安史之乱爆发后，国家和人民都面临着巨大的灾难。杜甫的喜怒哀乐与国家命运相呼应，千古传诵的爱国名篇《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当时的唐王朝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山河破碎，到处都是衰败的景象，杜甫看到花鸟这样原本让人心情愉悦的动物，也觉得它们在为国破而流泪，把自己的情感移植到物上，表达了作者忧国忧人的焦急心情。唐军和安史叛军在陈陶作战时，唐军几乎全军覆没，诗篇《悲陈陶》写出了战争的残酷，又写出了敌人的骄横，“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等，还写出了人民的愿望“日夜更望官军至”，这是杜甫爱国思想的体现。
3.鼓舞民众，奋勇杀敌
《三吏》、《三别》既是讽喻诗，也是爱国诗，杜甫的爱国思想在《三吏》、《三别》中表现的也很明显。《新安吏》中的“送别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新婚别》中“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戍行”;《石壕吏》中“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等。杜甫虽然认识到统治者把战争转嫁到人民身上，不顾人民死活，但面对国家危机，杜甫把国家危难与同情人民密切联系到一起，鼓舞人民奋勇杀敌。
4.大乱初定，狂喜流泪当唐军收复郑州、洛阳、汴州等地的消息传来时，杜甫狂喜的流泪。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诗人直抒胸臆，写出了忽闻收复失地的消息后，无法抑制的喜悦之情，竟留下了激动的泪水，表达了诗人的爱国情。后代论者多推崇此诗，认为这是杜甫“平生第一首快诗也。”
5.动乱之后，为国担忧
随着动乱的平定，国家局势有所好转，但边患还没有完全根除，国家未获得和平与统一，杜甫为此深深担忧。如《岁暮》“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这是吐番进攻，诗人闻讯后为祖国的不幸命运深深忧虑。再如《诸将五首》“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三、对统治阶级的憎恨
爱国诗人必会对统治者的罪行怀着强烈的憎恨，杜甫诗歌的讽刺诗涉及面较广，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对统治者的罪行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从不避讳权贵，甚至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
1.抨击统治者穷兵黩武
盛唐时期，统治者依恃国力，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据《资治通鉴》记载，天宝八年进攻吐番，天宝十年讨伐契丹，死伤无数，对此诗人发出强烈的抗议，《兵车行》是这一主题的代表作。《兵车行》描绘的是一幅伤心欲绝的送别图，细致入微的写出了送别者的愤恨、绝望心态。由此指出痛苦的根源在于频繁的征兵，导致妻离子散、田园荒芜。而根源的产生在于“武皇开边意未己”，直指最高统治者，表达了诗人的悲愤之情。诗的最后描述了战场上的惨景，使人不寒而粟，淋漓尽致的揭示了唐王朝穷兵黩武的罪行。
2.讽刺统治者奢侈
唐玄宗晚年沉溺于声色，把政事交给李林甫、杨国忠，尤其是杨国忠靠杨贵妃的裙带关系飞黄腾达，是统治阶级腐朽的表现。《丽人行》揭露了统治者奢侈的生活：“蹙金孔雀银麒麟”、“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这首诗虽然没有一处使用了讥语，但处处都是讽刺，诗中表达了杨家兄弟出游的奢侈、衣着的奢侈、佳肴的考究。但对此色味俱全的佳肴，三夫人却没有胃口，这是何等的奢侈，何等的气派，暴露出唐王朝的昏庸腐朽。
3.揭露地方割据势力的残暴
杜甫诗歌中还揭露了地方割据势力的残暴，直接批评了统治者的罪行。如《三绝句》“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诗人用历史事实反映了人民在战乱中所遭受的苦难，批判了官吏的剥削，揭露了官军的屠杀奸淫。
总之，杜甫与人民一样经受着战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使得他与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能对人民的疾苦无动于衷。他用史诗一样的笔触记载着历史，关怀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这使他诗歌的人民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拓展资料：
主要成就
诗歌成就
杜甫诗“有集六十卷”，早佚。北宋宝元二年（1039年）王洙辑有1405篇，编为18卷，题为《杜工部集》。钱谦益编有《笺注杜工部集》。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
在杜甫中年因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诗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
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流传下来的诗篇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杜甫作品被称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
律诗在杜诗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杜甫律诗的成就，首先在于扩大了律诗的表现范围。他不仅以律诗写应酬、咏怀、羁旅、宴游，以及山水，而且用律诗写时事。用律诗写时事，字数和格律都受限制，难度更大，而杜甫却能运用自如。杜甫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声律的束缚，对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对仗的痕迹。如被杨伦称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这样一首诗：“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全诗在声律句式上，又极精密、考究。八句皆对，首联句中也对。严整的对仗被形象的流动感掩盖起来了，严密变得疏畅。
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可以说就是在把这种体式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上四句用流水对，把春雨神韵一气写下，无声无息不期然而来，末联写一种骤然回首的惊喜，格律严谨而浑然一气。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杜甫关心民生疾苦的思想和他在律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直接影响了中唐时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创作。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中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社会矛盾重重的宋代更是学习杜甫最兴盛的时代，出现了以杜甫为宗的江西诗派。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等人也有明显的学杜倾向，也像杜甫一样用律诗反映当时的抗清斗争，慷慨激昂。
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朝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研究资料近千年来，治杜之风不绝。宋代有许多杜诗的编年、分类、集注等专书，如王洙《杜工部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鲁编次、蔡梦弼会笺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徐居仁编辑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其中著作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春望》《绝句》《望岳》等等。后世注释杜集的亦在百种以上，较流行的有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新、旧《唐书》都有杜甫本传。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点、解释杜诗的文本非常丰富。中华书局编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明末王嗣有《杜臆》、清施鸿保有《读杜诗说》。另外，中华书局还将五四运动以来较重要的论文汇编成《杜甫研究论文集》。传记和新的研究专著有冯至《杜甫传》、萧涤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诗论》、朱东润《杜甫叙论》。较详实的年谱有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四川文史研究馆的《杜甫年谱》。
书法成就
杜甫在书法的创作观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从记载来看，他的书体以楷隶行草兼工，整体以意行之，赞赏古而雄壮，注意书写中的速度、节奏、笔势、墨法等等内容，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书法家了。同时，他对于唐代隶书家的赞扬、对于曹霸、张旭的评价都足以使他在书法史上留下声名，而他的“书贵瘦硬”说更是奠定了杜甫在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
文学特点
诗文表述
语言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
意象
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风格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
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格律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内容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此说可取。另一说是，杜甫之诗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