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阿Q正传》继承我国小说的民族传统，用“传”的形式构成全篇。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惟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一生。
阿q正传 鲁迅 赏析一
主题思想
《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批判精神胜利法。
“人民性”、“民族性”显然不是“国民性”，均应该有“进步”与“落后”两个方面。国民性，它不科学，按字面讲，那就是中国国民都有的性，这是不可能的。鲁迅所讲，是指“国民劣根性”，某些国民的落后性，不是指的进步思想。
《阿Q正传》是鲁迅对旧中国病态国民性的一次集中展示和系统的大清算。精神胜利法贯穿阿Q的一生，阿Q要被杀头了，也还在用精神胜利法使自己忘记杀头的苦楚。用鲁迅的话解释精神胜利法：“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精神胜利法的主要功能：是维系奴隶的心理平衡，用自欺、瞒自己、骗自己的方式使自己麻木。阿Q的精神胜利法纯然是奴隶们在失败面前闭上眼睛，用瞒和骗制造胜利的幻觉麻醉自己，把奴隶的屈辱和失败的痛苦变成精神上的自满自足，从而使自己麻木不仁、安安心心地做奴隶。阿Q好赌，但总是输，然而有一回却福星高照，终于赌赢了，他居然“赢了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叠。他兴高采烈”，可惜的是，“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阿Q也挨了几拳几脚，到头来“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不见了”。然而，阿Q毕竟是阿Q，他还是能拿出与众不同的解除痛苦的办法来。阿Q忽然“擎起右手，用力地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便心平气和起来，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于是，又觉得“心满意足得胜”了。鲁迅用近乎漫画的夸张的手法，将精神胜利的荒谬性揭露得淋漓尽致。
在阿Q们的灵魂里有着四千多年积淀下来的沉重的奴隶意识，这也是鲁迅对旧中国国人灵魂的一个重大发现。所有的中国人，上自宰相、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一律都得跪下来称臣。王公贵族、大官小吏、乡绅地主，他们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皇帝的奴仆，又是他们以下的百姓、仆役的主人。只有最下层的平民百姓，他们“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板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他们世世代代做奴隶，受的封建文化奴役最深，灵魂里积淀的奴隶意识也最沉重。阿Q从来不把自己当人看，安于做奴隶，把做稳了奴隶视为最大的满足。面对压迫，面对肉体和精神的欺凌，他敢怒而不敢言，只能默默地忍受。阿Q精神的麻木，是因为做了几千年的奴隶习惯。在等级制中，被强者欺凌似乎顺理成章，欺负弱者也似乎理所应当。鲁迅曾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显凶兽样。”阿Q头上的癫疮疤虽然是比他强的闲人们欺侮和取乐的材料，然而，阿Q还有又癫又胡的王胡可以嘲笑取乐。阿Q打不过王胡，但还有更弱的人向他求饶，他也得势不饶人。
鲁迅通过阿Q性格的塑造，突出地解决了三个重大问题：1、批判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2、指出了阿Q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与必然性;3、与此相联的是深刻地评价了辛亥革命。
鲁迅不仅从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方面对封建制度加以揭露，而且着重揭露了封建制度用其整个反动思想体系，给劳动人民套上的精神枷锁。鲁迅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批判，就是为了砸烂这个精神枷锁，使人民觉悟起来。吕俊华从“自尊心”分析出发，指出“人类有了自我意识就有了自尊心”、“奴隶也要保持奴隶的尊严才能活下去”。阿Q的“自尊心很强，甚至达到自负自傲的程度”，因与实际相脱离，就变为“虚荣心”，即所谓“面子”。阿Q在一次次实际生活中所受的打击、欺凌中，在“自尊”无法维护的、屈辱的境遇中，只得求于“追求思想上的安慰”，阿Q就用精神胜利法来弥补他的实际失败。精神胜利法使阿Q在挫折、屈辱中“转败为胜”，尽管是虚幻的，但也得到一些快慰的效应，所以就成了他“克敌制胜”的法宝。所以说精神胜利法是“自卫的反应”和“求生的本性”。可见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失败虽然是相反而实际都是为了保全自己，都是出于生物的本能。但是，虚幻的精神胜利究竟解决不了“生存要求”的实际问题。如阿Q的“恋爱悲剧”及其引起的“生存危机”不得不进城谋食，尽管一度“中兴”，令未庄“侧目”。这就说明了“阿精神胜利法的失败”。阿Q的精神胜利是变态的反抗，是愚昧麻木的表现。阿Q的精神胜利是“被逼出来的”，也就是说阿Q的病态是旧社会造成的，是旧社会病态的反映。阿Q正是旧中国病态社会的产物，是几千年来封建专制主义的愚民的政策、等级制度的产物。
《阿Q正传》充分反映了赵太爷一伙就是愚民的政策的代表者、受益者，他们虽然也有阿Q精神，但他们并不是愚民，而是愚民的愚弄者、制造者。他们自发或自觉地、有意和无意地体现和实现着愚民的政策，他们君临着、主宰着阿Q和未庄居民，他们垄断着做人的资格、权利而把阿Q置于非人的地位，他们不准阿Q姓赵，不准阿Q恋爱，不准阿Q革命。总之，不承认阿Q是个人，也决不允许阿Q企图争为人的地位。
阿Q性格、阿Q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社会条件下有如大石重压下的小草一样地扭曲生长、畸形萎黄、枯死。
《阿Q正传》通过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阿Q的塑造，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旧中国国民的以“精神胜利法”为主要支柱的种种精神劣根性，深刻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失败的根本原因，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表现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乡村流浪汉阿Q。《阿Q正传》通过阿Q和他周围人的冷漠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也折射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弱点。
《阿Q正传》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暴露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国民的弱点，而且也揭示了民族衰败的根源。阿Q的失败不仅是国民性的失败史，也是民族的失败史。通过阿Q这个典型，鲁迅揭示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时也渗透了作者对民族和人民伟大的爱。
《阿Q正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小说特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阿Q时代属于过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所以现在阿Q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灵魂。鲁迅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
语言鉴赏
(1)诙谐、幽默的讽刺语言
鲁迅先生在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非常擅长运用的就是诙谐、讽刺的风格，善于创造出冷幽默的氛围，因此，众多的学者对于鲁迅先生小说的评价都是“嘻笑之怒，甚于裂毗”，以及“戚而能谐，婉而多讽”1。在《阿Q正传》这部小说当中，鲁迅先生也延续了这种语言使用风格，不断讽刺当时的依稀社会现象。比如对对于赵太爷等剥削阶级的尖锐讽刺和嘲笑。在小说当中介绍赵太爷与阿Q关系的时候，小说当中说：“……哪知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溅沫地喝进：“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阿Q不开口。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大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
通过这一段落短短的对赵太爷的描写，就将一个嚣张跋扈的剥削者的形象展现了出来。描写赵太爷使用的语言，比如“满脸溅沫”、比如“抢进几步”等的动作描写，以及赵太爷的说话内容“混小子”、“胡说”、“你也配姓赵”等等，都非常准确和深刻地描写除了赵太爷的人物形象，介绍了赵太爷身份比较高的阶级背景，说明赵太爷嚣张跋扈的丑恶行为——欺凌弱小，嚣张霸道等等，都是通过对赵太爷语言和实际行动的讽刺，表现了出来。但是更加讽刺的是，在《阿Q正传》当中，阿Q被赵太爷打了一顿之后，竟然被众人更加尊崇了起来。这就是鲁迅先生运用讽刺运用的更加神奇之处了。按照一般的道理，阿Q被打之后，应该是会被众人嘲笑。但是因为打人的是赵太爷，也就是阿Q与赵太爷联系到了一起之后，在无形之间竟然身份有所提升，使被赵太爷打也成了一种荣耀。这是非常深刻的讽刺手法，说明在当时社会当中，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的无知愚昧，对上层阶级人们的盲目崇拜的社会现实。
(2)语言诙谐幽默，描述沉重现实幽默
众多的作家在文学创作过程当中，都愿意使用到得语言表达方式。一方面，幽默可以表现出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幽默的语言也更容易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但是同时，幽默在某些时候也有可能会被使用来描述一些令人感到非常无奈的现实，使现实情节与语言上的幽默形成强烈的对比，凸显出人力的微小和事件的悲哀性质。 鲁迅先生就非常擅长使用幽默的语言，而且是利用嘲讽、调侃似的幽默语言，来揭示出丑恶黑暗的社会现象，以及人性的悲哀，可以说，鲁迅先生在创作的小说当中，将幽默的语言风格发挥到了极致。在《阿Q正传》中，通过对现实的敏锐观察与高度挖掘，他塑造了令人喷饭的阿Q，不伦不类即象小丑又似魔鬼的假洋鬼子、带兵把总等人物形象，从这些人物自身的形象到他们生动诙谐的语言和滑稽可笑的行动，都不仅构成了使人捧腹的幽默氛围，还产生了震憾人心的思想力量，给这幽默氛围染上了一层深厚庄严的色彩1。 比如，阿Q常常在被人欺负之后，能够自轻自贱地将劣势地位转化成为思想上的优势地位，在思想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种方式是阿Q所创造的，因此他是“第一个”能够做到自轻自贱的人。“自轻自贱”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但是阿Q却能够认为是“第一个”而感到光荣，因为“状元也是第一个”，那么不论是在哪方面，只要能够取得“第一”，就是决定性的胜利。鲁迅先生在描写阿Q的这种思想的时候，能够使阅读的人感觉到强烈的嘲讽信息;还有，阿Q的处处比他人弱小，但是却更加喜欢攀比的个性，也让人感觉到非常滑稽可笑。比如阿Q看到王胡在光着上身捉虱子，也过去跟他一起捉虱子，并且暗自以捉虱子为标准与王胡比赛，甚至在捉虱子也输给王胡之后，气疯地要与王胡打架。阿Q的行为被鲁迅先生表写的非常幼稚可笑，但是也正是从这些幼稚可笑的行为当中，体现出了阿Q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悲哀和苍凉——不论是在什么时候，对他人来说都没有价值，而为了提现自己的生存价值，阿Q这才不断做出引人注意，但是却非常荒唐可笑的各种行为。
阿Q在最终临死之前，鲁迅先生也同样是使用非常轻松幽默的语言来表写了阿Q临死之前的表现，以及周围看客的气氛。似乎没有慌张、没有悲伤，阿Q甚至面对死亡还想着用“精神胜利法”给自己大气，想要唱戏，想要喊出“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但是最终刽子手手起刀落，将阿Q所想的一切都彻底结束了。在死亡的情节当中，鲁迅先生也用幽默语言来描写，但是却反而更加凸显除了主题的悲剧性，使阅读者能够体会出痛苦和悲惨，不断思考关于社会的黑暗的严肃问题，这也是鲁迅先生希望通过使用幽默语言来达到吸引读者思考的最终目的。
艺术成就
(1)采用了典型化的手法。这里的典型化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法。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是嘴再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这部作品中的阿Q 形象，作者说采用了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手法，将众多不同的人物的突出的特点综合起来，然后进行化合创造，从而创造出全新的形象。二是采用了现实主义文学基本创作方法。作品所塑造的阿Q这个形象具有符号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是阿Q这一个体，而同时也是“国民性”的浓缩体;他所生活的环境也具有高度的历史概括性，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状况，人性状况。
(2)叙述体的结构。对诸如《水浒传》等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的继承，但又加入了现代的精神分析的对人的精神的深度透视。作品中的“序”“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生计问题”等是众多故事/事迹的并行排列、堆积，各个故事之间缺乏有效的时间联系，因此都是空间性的叙事。只有到了“革命”和“不准革命”尤其到了结尾“大团圆”，才进入一种时间的流程，形成时间性叙事。
(3)犀利的幽默和讽刺。在小说的批判与讽刺特色方面，小说不仅有头尾两部分议论，而且其他诸多地方都穿插有议论，这些议论具有批判与讽刺特色，是突出主题和刻画人物形象的主要部分。例如，小说开头关于作品的名目和阿Q的性格、籍贯的探讨和借题发挥，一方面对儒家的“正名说”，旧社会的阔人和立言的人，以及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人进行了讽刺。另一方面，又写出了阿Q生活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地位，因而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是密切相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