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子建的長篇小説《額爾古納河右岸》講述的是“中國最後的狩獵部落”鄂温克人近百年來的生存狀況和當下困境，小説在地域書寫上展示出特有的藝術魅力。
一
在今天，以人類學為知識背景的地域性文化形態的書寫，漸漸成為中國文壇的一種突出現象：張承志痴迷於伊斯蘭文化思考與探索的心靈史、阿來描繪着世界屋脊上藏民族文化的奇幻、紅柯叼着新疆的磨合煙躍馬天山成為“西去的騎手”、張煒奮力拖着“古船”“遊走在半島地區有幾十年”、賈平凹孜孜不倦地站在黃土高坡上吼着“秦腔”，遲子建則耐心地在白雪籠罩的白夜唸叨着北極村的馴鹿。這些都成為近年來純文學閲讀界熱切關注的對象。
人是文化的產物，也是文化的符號，對人的生活形態的描寫，必須要揭示其被一種特定文化所影響和被制約的文化內涵。文學是人學，是描寫人的生存狀態、精神活動形態以及各種慾望的藝術文本，這就要求作家必須切實地掌握特定對象的社會構成與人生狀態。於此，特定自然環境中的人物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以及由之而來的地域性語言形態(方言方音)、人際關係和人與自然交往的各種禮儀、習俗、傳統等，必然地成為作家努力展示的對象，作品中的事件、組織和活動等情節設置，也必然是這種特定文化的內在動力所決定的。也就是説，有深度、能夠保持長久生命力的作品，在描寫獨特人生形態的同時，還必須揭示出一個地域成員認同和踐行的族羣價值與信念，揭示出這個地域羣體的文化生活的多重表現。在這樣的視野下，我們就有了一個審視遲子建長篇小説《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切入點。
《額爾古納河右岸》(2005)的標題，就昭示着鮮明的地域性，因為河流左岸就是俄羅斯。我認為這個標題具有三重含義：國家意識、鄂温克民族的種族意識、地域性。首先，“岸”是國界，在小説中，作者使用了鄂温克民族的遷徙歷史和清代以來被俄羅斯大國沙文主義驅趕至“右岸”等事件，借用鄂温克人對往昔家園的回眸，表現了一種國家意識，即作品人物所説：“河流的左岸曾經是我們的領地，那裏是我們的故鄉，我們曾是那裏的主人”;其次，標題強調了鄂温克民族的生存環境以及由這種環境制約而形成的種族意識;第三，凸顯了“中國北極”的“奇妙”景觀。用作者的話説，就是“我出生在黑龍江畔的北極村，這是中國最北的小村子，界河那邊就是蘇聯了。小時候住在姥姥家裏，每天早晨起來，看到太陽從蘇聯那邊升起，常常有一種非常奇妙的感覺”。
這種童年記憶已經積澱為一種潛意識，常常成為制約作家寫作思維的一股暗流。她説得很直接：“我的故鄉有廣袤的原野和森林，每年有多半的時間是在寒冷中生活。大雪、爐火、雪爬犁、木刻楞房屋、菜園、晚霞……這都是我童年時最熟悉的事物，我憶起它們時總有一種親切感，而它們最後也經常地出現在我的作品當中。”也就是説，生在同樣的地域環境中，同樣的地理地貌和自然景觀對人的思維方式的模塑，同樣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由之而形成的價值評判傾向，讓遲子建可以比較順利地進入鄂温克人的生存語境。於是，作家在小説中，在一定程度上描寫了對象的心理意識和價值取向，尤其是世界的認知方式，如鄂温克人把“日出的方向”稱東，“日落的方向”稱西，“中午太陽的方向”稱南，“太陽到不了的方向”稱北;鄂温克人主要靠太陽和星星來計時;白天按“天剛亮”、“太陽出來”、“太陽到西南”、“太陽要落了”等來計時;冬天夜裏主要觀測星星而將夜分成三段時間：“三星出來”、“三星偏西”、“三星要落”;狩獵地區的鄂倫春人，把太陽正南時叫“找狍子的時間”，太陽剛出時叫“打犴鹿的時間”，太陽偏西南叫“吃飯的時間”等。
1980年代初成名的鄂温克族小説家烏熱爾圖，這樣述説過他們的歷史：“大約在300多年前，一支趕着馴鹿羣的鄂温克人出現在額爾古納河畔。他們告別西伯利亞勒拿河上游的森林，輾轉遷徙，落腳在額爾古納河右岸的林地。應該説，這裏是其祖先生活的故地。他們離開勒拿河上游的原因，主要是受到雅庫特族羣和哥薩克人的擠壓，當然也是為了尋找更好的狩獵場，在一個理想的生存條件下繁衍後代。這部分使用馴鹿的鄂温克人，在額爾古納河兩岸徘徊了很長一段時間，他們與左岸俄羅斯商人建立了以貨易貨的貿易關係，接受了俄羅斯文化的一些影響，例如以俄羅斯人的名字為自己的後代命名，婚喪之俗也按照俄羅斯人的方式進行等等，但他們最終還是選擇了額爾古納河右岸的森林為自己部落的永久生存之地。使鹿鄂温克人在這三萬多平方公里的林地中游獵、飼養馴鹿，不僅融入了這片大森林併成為自然生物鏈中生態平衡的一個重要環節，成為森林的主人。”
作者化身為一個鄂倫春老婦，以“最後一個鄂温克酋長的女人”的敍述角度，講述着近百年來在各種外力影響制約和滌盪下，鄂温克人的生存形態和文化變異歷程：一個自成體系的世界，隨着社會的發展開始被解構了，鄂温克人對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讓山外的各種信息傳遞進來：俄國商人、日本商人、日軍佔領下的集訓民眾、伊萬參加共產黨、大飢餓時期三個人進山偷鹿等，時代風雲就這樣自然而然地得到展示。而多元異質文化間的差異與衝突，也通過商業活動、強敵入侵、國家化進程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展示。文化深層因素之間的斷層、多元文化衝突的破壞性效應導致生活混亂和價值扭曲的文化病態，也在小説中得到了一定的表現，從而以鄂温克民族的生存窘況繪寫，表達“全球一體化是以弱勢羣體的消失為代價的”等思考。作為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者，作為回憶的主體和故事的講述者，這幾層關係的重合決定了“我”的敍事視角的多重功用，使小説從眾多方面，較好地展現了這個特殊種族生存形態。
二
當今社會，已經不再是文學的時代。作家蘇童開玩笑説：“純文學的讀者是一個零一個零地在減少。”但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得不看到，社會大眾的閲讀熱情依然強盛，“讀者閲讀排行榜”、“作家富豪榜”上赫然在列的郭敬明、南派三叔、鄭淵潔，分別以2450萬元、1580萬元、1200萬元的年度版税收入，榮登第六屆(2011)中國作家富豪榜前三甲，這證明着目前社會大眾強烈的閲讀熱情依然旺盛。金庸在“2010第五屆中國作家富豪榜”上現身，2011年又以220萬版税的戰績榮登“2011第六屆中國作家富豪榜”第19位。川籍作家何馬憑藉《藏地密碼》2008年上榜，2011年再次憑藉《藏地密碼神聖大結局》爆發，以260萬元榮登第六屆中國作家富豪榜第15位。我們對比這種大眾閲讀現象，主要是想説明在以休閒為主要傾向的大眾閲讀環境中，以探索和思考人生存在與生命意義的純文學，要獲得自己的存在價值，就必須以儘可能真實的人生形態書寫尤其是對帶有普世性的人類生存意義的思考，去引發讀者的共鳴。同時，對一種“陌生性”人生形態的展示，往往構成“原創性”故事本身，對自然生命力的張揚和對人的生命慾望的抒發，已經成為一批聰明的作家極力營造的要素。
必須看到的是，遲子建選擇的生活真實，是一個呈現着人類原初生活形態、特色鮮明的族羣文化正在逐漸消失的種族人生。這首先就以奇異人生形態展示，激發着人們的閲讀和思考興趣。事實上，近年來，許多媒體報道了鄂温克人的生存狀態，以及政府為他們享受現代文明成果而安排他們下山定居的事情，這些都曾引起過中外民眾普遍的關注。如“中國最後的狩獵部落走出大山實現定居”等新聞，曾經引起公眾廣泛的注意，繼後關於又有人返回深山的報道，更是激發了社會大眾的高度興趣。一些媒體透露，馴鹿下山圈養的失敗和老一輩人對新生活的不適應，造成了獵民一批批的迴歸，這些更是引發了公眾對這個民族未來發展的思考。高度發達而種類多樣的現代傳媒，對鄂温克人生存狀態所作的多方面報道，已經為遲子建的小説進入大眾閲讀視野，做了前期宣傳廣告鋪墊。作者在故事類型的選擇上，已經獲得了大眾閲讀的審美期待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