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內容廣闊，主要反映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的社會生活，主要包括什麼內容?
一是表現戀愛、婚姻題材的婚戀詩。這類詩佔全書的三分之一，同時也是全書中寫得最為精彩的部分。或寫男女相愛時的和諧歡樂，失戀時的痛苦憂傷，讚揚主人公對愛情的忠貞和勇敢追求，如《關雎》、《靜女》、《蒹葭》、《柏舟》等。或寫愛情和婚姻的不幸，表現女性在當時社會所受迫害、欺辱及被遺棄的痛苦，如《日月》、《穀風》、《將仲子》、《氓》等。
二是描寫農業生產的農事詩。這類詩也很多，有的讚頌農業成就，誇耀田土廣大、農夫眾多、收穫豐盛，如《周頌》中的《臣工》、《隱嘻》、《載芟》、《良耜》、《噫嘻》等;有的描寫歡快的勞動場面，如《周南.芣苡》;有的描寫勞動生活的繁忙，如《豳風·七月》等。
三是關於戰爭和徭役的徵役詩。這類詩主要表現戰爭和徭役給民眾帶來了沉重災難和痛苦，或以征夫之口出之，或以思婦口吻言之，寫來都感情真摯，聲調悽楚，情節悲慘，如《東山》、《東方未明》、《何草不黃》、《君子于役》等。也有少數表現愛國思想的作品，如《秦風·無衣》、《鄘風·載馳》、《小雅·采薇》等。
四是頌歌。這類詩大都出自公卿列士或樂官之手，在三《頌》中保存最多，《雅》詩中也有不少。有的頌帝王歌天命，為周王統治的合理性尋求神學依據，如《維天之命》、《文王》;有的頌戰功揚王威，如《殷武》、《江漢》;有的頌宴飲贊嘉賓，如《鹿鳴》、《南有嘉魚》等。
五是反映社會矛盾、揭露批判現實的怨刺詩。這類詩主要存於《雅》詩和《國風》中，帶有亂世的鮮明印記。“二雅”中的怨刺詩多為公卿列士的諷諭勸戒之作，借古諷今，如《蕩》、《正月》。更多的是鍼砭時弊，指斥昏君，如《民勞》、《板》、《蕩》。還有一些以斥責奸佞為主題，如《巷伯》、《正月》等。《國風》中的怨刺詩多出自民間，更直接地反映了下層民眾的思想、感情和願望。其內容更深廣，怨憤更強烈，諷刺也更尖刻，具有更激烈的批判精神，如《碩鼠》、《伐檀》、《新台》、《南山》、《黃鳥》。
六是周民族的史詩。《大雅》裏保存了五首古老的周族史詩《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以粗線條較完整地勾畫出周族發祥、創業、建國、興盛的光輝歷史。遠古傳世的史詩極少，此組詩顯得格外珍貴。
體例分類
詩經在篇章結構上多采用重章疊句的形式，其主要表現手法有3種，通常稱為：賦、比、興。
人們把《詩經》的內容編排和表現手法稱為：風雅頌，關於《詩經》中詩的分類有“四始六義”之説。“四始”指《國風》、《大雅》、《小雅》、《頌》的四篇列首位的詩。“六義”則指“風、雅、頌，賦、比、興”。“風、雅、頌”是按音樂的不同對《詩經》的分類，“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詩經》多以四言為主，兼有雜言。
《風》、《雅》、《頌》三部分的劃分，是依據音樂的不同。
《風》包括了十五個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陝西、河南、河北、山東一些地方(齊、韓、趙、魏、秦)，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間樂歌，多半是經過潤色後的民間歌謠叫“十五國風”，有160篇，是《詩經》中的核心內容。“風”的意思是土風、風謠。
(十五國風：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衞、王、鄭、齊、魏、唐、秦、陳、檜〔kuài〕、曹、豳〔bīn))
《雅》分為《小雅》(74篇)和《大雅》(31篇)，是宮廷樂歌，共105篇。
“雅”是正聲雅樂，即貴族享宴或諸侯朝會時的樂歌，按音樂的佈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詩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大雅多為貴族所作，小雅為個人抒懷。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不少類似風謠的勞人思辭，如黃鳥、我行其野、穀風、何草不黃等。
《頌》包括《周頌》(31篇)，《魯頌》(4篇)，和《商頌》(5篇)，是宗廟用於祭祀的樂歌和舞歌，共40篇。
“頌”是祭祀樂歌，分“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時頌神或頌祖先的樂歌，但魯頌四篇，全是頌美活着的魯僖公，商頌中也有阿諛時君的詩。
“風”的意義就是聲調。它是相對於“王畿”——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而言的。是不同地區的地方音樂，多為民間的歌謠。《風》詩是從周南、召南、邶、鄘、衞、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15個地區採集上來的土風歌謠。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根據十五國風的名稱及詩的內容大致可推斷出詩產生於現在的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和湖北北部等。
“雅”是“王畿”之樂，這個地區周人稱之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當時把王畿之樂看作是正聲——典範的音樂。周代人把正聲叫做雅樂，猶如清代人把崑腔叫做雅部，帶有一種尊崇的意味。朱熹《詩集傳》曰：“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説又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辭氣不同，音節亦異。故而大小雅之異乃在於其內容。”
“頌”是宗廟祭祀的樂歌和史詩，內容多是歌頌祖先的功業的。《毛詩序》中説：“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這是頌的含義和用途。王國維説：“頌之聲較風、雅為緩。”(《説周頌》)這是其音樂的特點。
表現手法
“賦”按朱熹《詩集傳》中的説法，“賦者，敷也，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説，賦是直接鋪陳敍述。是最基本的表現手法。如“死生契闊，與子成説。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即是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
“比”，用朱熹的解釋，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屬此類。《詩經》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於變化。如《氓》用桑樹從繁茂到凋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鶴鳴》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碩人》連續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膚，“瓠犀”喻美人之齒，等等，都是《詩經》中用“比”的佳例。
“賦”和“比”都是一切詩歌中最基本的表現手法，而“興”則是《詩經》乃至中國詩歌中比較獨特的手法。“興”字的本義是“起”，因此又多稱為“起興”，對於詩歌中渲染氣氛、創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詩經》中的“興”，用朱熹的解釋，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就是藉助其他事物為所詠之內容作鋪墊。它往往用於一首詩或一章詩的開頭。有時一句詩中的句子看似比似興時，可用是否用於句首或段首來判斷是否是興。例衞風·氓中“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就是興。大約最原始的“興”，只是一種發端，同下文並無意義上的關係，表現出思緒無端地飄移聯想。就像秦風的《晨風》，開頭“鴥彼晨風，鬱彼北林”，與下文“未見君子，憂心欽欽”云云，很難發現彼此間的意義聯繫。雖然就這實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時代懸隔才不可理解，但這種情況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現代的歌謠中，仍可看到這樣的“興”。
進一步，“興”又兼有了比喻、象徵、烘托等較有實在意義的用法。但正因為“興”原本是思緒無端地飄移和聯想而產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較實在的意義，也不是那麼固定僵板，而是虛靈微妙的。如《關雎》開頭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原是詩人借眼前景物以興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關雎和鳴，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間的和諧恩愛，只是它的喻意不那麼明白確定。又如《桃夭》一詩，開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寫出了春天桃花開放時的美麗氛圍，可以説是寫實之筆，但也可以理解為對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説這是在烘托結婚時的熱烈氣氛。由於“興”是這樣一種微妙的、可以自由運用的手法，後代喜歡詩歌的含蓄委婉韻致的詩人，對此也就特別有興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陳出新，不一而足，構成中國古典詩歌的一種特殊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