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别种看高句丽族源论文
【内容提要】“别种”一词的含义，从其最初使用的情况来看，是指从原部族中分出后独立发展的子孙后代，称“别种”的部族与其本种之间族源相同。最早使用“别种”一词的正史是《三国志》，称高句丽是夫余别种，证明高句丽从族源上讲当出自夫余。但高句丽族在南下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复杂的民族融合过程，已成为不同于夫余人的新的民族。
关键词：别种夫余高句丽
关于高句丽的族源问题，目前学术界有秽貊说、夫余说、高夷说、橐离说、商人说、介莱合族说等诸多说法，迄今仍无定论。《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是最早记载高句丽族属的古籍，称高句丽是夫余“别种”。对“别种”一词，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周一良先生在《论宇文周之种族》一文中认为：“今按‘别种’之称犹‘别部’，为政治上相统属而种族上十九不相同之部落”[1]，认为“别种”与本种之间大多族属不同，这一观点得到多数学者的支持。但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古代史家所说的‘别种’通常是：由‘母族’中分离出来，并形成了一个新种的人类集团，可称为‘母族’的‘别种’。”[2]“别种表示他们血缘上的渊源关系”[3]，认为“别种”与本种族源相同。本文试从分析“别种”一词的用法入手，解读《三国志》对高句丽族属的记载，以期对高句丽的族源问题有新的认识。
（一）
目前见于史书记载的最早使用别种概念的是东汉贾逵（30-101）。《史记·晋世家》《集解》引贾逵说：“东山，赤狄别种”、《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贾逵说：“犬夷，戎之别种也”。另外，《史记·晋世家》《索隐》引贾逵说咎如：“赤狄之别”，显然“别”是“别种”的简称，这也是后代史家通行的用法。从贾逵对“别种”一词不作任何解释并已采用简称来看，贾逵不是此词的发明者，此词的出现当在贾逵之前，也就是说，至晚在西汉末、东汉初即已出现，至贾逵时已被广泛使用。
“别”字在东汉以前的史书中多用作动词，意义是区别，作修饰语的情况不多，可考见的有以下三条：《淮南子·要略》：“韩，晋别国也”，指韩国是从晋国中分出独立发展的国家；《礼记·丧服小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指大宗子之外的诸子成为小宗的宗子建立新的宗派；《左传》昭公三年：“晋之别县不唯州”，指从晋国中分出的相对独立的私邑。不论是“别国”、“别子”还是“别县”，“别”字作为修饰语，其意义都是从一个共同体中分出而后独立发展的情况。汉代“种”字指子孙后代，《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种也”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参之《三国志·魏书·乌桓鲜卑传》：“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无复报者故也”，《三国志》中的“种”也是指后代。《后汉书·西羌传》：“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也证明“种”指子孙后代。则“别种”一词，当指自原部族中分出而后独立发展的子孙后代。所以，从族源上讲，“别种”与本种是同族。
最早见于记载的“别种”一词出于经学家贾逵之口，说明此词与经学存在密切关系。自贾逵之后，有胡广、苏林使用过“别种”，与《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大约同时代的韦昭、杜预也都使用过“别种”一词。可以说，自公元一世纪至公元三世纪下半叶，“别种”一词已成为学术界的通行用法。贾逵、胡广、苏林、杜预、韦昭所说的“别种”与“本种”之间的族属关系详见下表：
用户 出处 本族 别种是否同族
贾逵《史记·晋世家》《集解》赤狄东山皋落氏是
贾逵《史记·晋世家》《索隐》赤狄咎如是
贾逵《史记·匈奴列传》《索隐》戎犬夷是
胡广《史记·匈奴列传》《索隐》东胡鲜卑是
苏林《汉书·昭帝纪》注引西南夷廉头、姑缯、柯、谈指、同并是
杜预《春秋左传注》隐公二年氐、羌戎、狄、蛮、夷否
杜预《春秋左传注》闵公二年赤狄东山皋落氏是
杜预《春秋左传注》僖公二十三年赤狄咎如是
杜预《春秋左传注》宣公十五年赤狄潞是
杜预《春秋左传注》宣公十六年赤狄甲氏、留吁是
杜预《春秋左传注》成公元年戎茅是
杜预《春秋左传注》成公六年蛮氏戎夏阳说不详
杜预《春秋左传注》昭公十二年白狄鲜虞是
韦昭《国语·周语》注西戎姜氏之戎是
上表中杜预称氐羌是戎狄蛮夷的“别种”，虽然从族源上说不通，但如果从“别种”指的是某一母体中分出独立发展的部分的意义上去理解，戎狄蛮夷是对少数民族的通称，而氐羌显然是少数民族的一个分支，那么，与“别种”一词的用法也是相符的。所以，除去一条资料“别种”与其本种之间的族属关系无法考证之外，其它各条资料都符合前述“别种”一词的用法。这说明，自公元一世纪至公元三世纪下半叶，学术界对“别种”一词内涵的认识是基本相同的，即：从原部族中分出后独立发展的子孙后代。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别种”一词共两见，一是称高句丽“东夷旧语以为夫余别种”，一是称“句丽别种依小水作国，因名之为小水貊”。《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师事的谯周[4]，是东汉末著名经学家，其父“治《尚书》兼通诸经及图纬”，谯周“耽古笃学”、“研精六经”[5]，陈寿治学显然也是自经学入门，其所用“别种”一词不可能与传统经学家通用的含义相违。而且，在陈寿的时代，学术界对“别种”一词的内涵已经基本形成共识，陈寿不加解释地使用这一词，一方面说明此词的通用性，另一方面也证明陈寿个人对此词的理解与学术界通行的认识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陈寿也认为，“别种”指的是从原部族中分出后独立发展的子孙后代。
继《三国志》之后使用“别种”一词的正史是《后汉书》。在《后汉书》中“别种”共出现四处，《高句丽传》中称高句丽是夫余“别种”，小水貊是高句丽“别种”，与《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完全相同，显然出自《三国志》，则范晔对“别种”一词内涵的理解与陈寿相同。另外两处一见《皇甫规传》，一见《西羌传》，都是在说明羌人的族属问题。所以，分析《后汉书·西羌传》中所载羌人的族属关系，不仅可以理解范晔对“别种”的定义，也可以理解陈寿对“别种”的定义。
《后汉书·西羌传》：“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夡，兵临渭首，灭狄嵵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觽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这里所说的“子孙分别，各自为种”，指子孙后代分出独立发展，渐产生风俗文化上的差异，即形成不同的“种”，也就是“别种”形成的过程。只不过羌人的分化变异较大，中原史家无法识别何者为正统，何者是发生文化变异的部分，所以也就无法用“别种”来指代相对于原部族的传统发生文化变异的后代，只好一律称之为某某种。“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也是出于相同情况。“子孙分别，各自为种”显然是对“别种”一词的最好解释。这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范晔、陈寿对“别种”的理解，是指从原部族中分出后独立发展的子孙后代。
所以，陈寿指出高句丽“东夷旧语以为夫余别种”，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在东夷人的口碑传说中认为，夫余人中分出一部分独立发展，后来形成了高句丽族。《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分别为夫余、高句丽、沃沮、挹娄、秽、三韩、倭人立传，证明陈寿所说的“东夷”包括上述各族，则“东夷旧语”指的是居住在东北东部乃至朝鲜半岛的各族，即高句丽人以及包括夫余人在内的与高句丽人相邻的诸族，都承认高句丽是夫余“别种”。所以，高句丽从族源上讲当出自夫余。
（二）
《好太王碑》称：“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6]《高丽大兄冉牟墓志》：“邹牟圣王元出北夫余”，[7]都称高句丽出自北夫余。但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高句丽始祖朱蒙为东夫余王金蛙养子，朱蒙率部自东夫余迁出“是汉孝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认为高句丽出自东夫余。朝鲜史书《三国遗事》引《古记》载：“前汉书宣帝神爵三年壬戌四月八日，天帝降于讫升骨城(在大辽医州界)，乘五龙车，立都称王，国号北扶余，自称名解慕漱。生子名扶娄，以解为氏焉。王后因上帝之命，移都于东扶余。东明帝继北扶余而兴，立都于卒本州，为卒本扶余，即高句丽之始祖”，《三国遗事》引《国史·高丽本纪》：“先是北扶余王解夫娄，既避地于东扶余，及夫娄薨，金蛙嗣位”，证明解夫娄所部原号北夫余，因东迁而改称东夫余。从这个意义上讲，称高句丽出自北夫余与称高句丽出自东夫余都是正确的。朝鲜史书一致认为高句丽的统治集团出自夫余人，与上述我们对《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别种”一词的认识是相吻合的。
但是，“别种”一词的内涵中还包括着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强调从原部族中分出独立发展。陈寿使用“别种”，也是为强调高句丽人已经脱离夫余人独立发展了，暗示着高句丽人与夫余人不同。《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说高句丽“言语诸事，多与夫余同，其性气衣服有异”，也证明陈寿已经认识到高句丽人与夫余人民俗方面的差异。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异，是因为朱蒙所部脱离夫余人独立发展之后，经历了十分复杂的民族融合过程。
首先，高句丽人虽然出自夫余，但夫余国内就包括夫余人、秽人、貊人三种民族成份。《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称“盖本秽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朱蒙为夫余王金蛙养子，无疑属于夫余人。朱蒙与“乌伊、摩离、陕父等三人”南迁，乌伊与摩离在公元14年“领兵二万西伐梁貊，灭其国，进兵袭取汉高句丽县”，此时距朱蒙南迁已51年，乌伊、摩离即使与朱蒙迁徙时仅20岁，至此也已70多岁了。高句丽前三位王中，朱蒙享年40岁，其子琉璃明王约56岁，大武神王最高寿，也只61岁。乌伊、摩离70多岁仍健在，并能领兵远征，是很令人怀疑的。此三人名字也不见于中国史书，《魏书·高句丽传》：“朱蒙乃与乌引、乌违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而没有乌伊。则乌伊、摩离可能是随朱蒙迁徙的部族的名称，在经过长期的对古史的神化以后，在其始祖起源传说中演变为人名。乌伊，《三国史记》中也写作鸟伊，伊字《东国史略》写作夷，则乌伊也可以写成鸟夷。《尚书·禹贡》“岛夷皮服”，岛字原作鸟，唐人改为岛，王肃注：“鸟夷，东北夷国名也”，是尧时东北古部族。乌伊的原型就是鸟夷人，也就是夫余国内的秽人[8]。高句丽一词《阙特勤碑文》作“Bokli”[9]，以汉字标音，正是摩离。《后汉书·东夷传》：“句骊一名貊耳”，摩离就是貊的变音，摩离即貊，是高句丽族的别称，摩离的原型就是夫余国内的貊人。由此证明，朱蒙所部从东夫余南迁时，有相当一部分秽人、貊人随行。《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着夫余王说朱蒙：“诱我臣逃至此，欲完聚以成国家”，也可以证明随朱蒙南下的不仅仅是夫余国的统治民族夫余人，也有夫余国内的被统治民族秽人与貊人。
其次，朱蒙所部迁入的卒本川一带，民族成份也比较复杂。
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丽语谓复旧土为多勿”，朱蒙立国第二年以沸流国所在地为多勿部，说明朱蒙为代表的高句丽统治者夫余人认为，对沸流部的收降是收复夫余民族的旧土，可见，沸流部属夫余人，先于朱蒙所部入居卒本川。琉璃明王在东夫余时，他的母亲曾对他说：“汝父非常人也，不见容于国，逃归南地，开国称王”[10]，所谓的“逃归南地”，也就是回到夫余人在南边的故地，也证明在朱蒙所部南下之前，卒本川一带已存在夫余人的部族。
《史记·朝鲜列传》称卫满在夺取箕氏朝鲜政权以前即已“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此真番当为族称。《史记·朝鲜列传》《索隐》注真番为“东夷小国，后以为郡”，则真番郡即设在真番族的居住区。真番郡的位置学者们认识不一致[11]，但考虑到乐浪郡以南是箕氏朝鲜的后裔建立的韩国、临屯郡以南是从马韩分立出来的辰国[12]，则真番郡只能在玄菟郡以北，真番人的居住区是夫余人南下的必经之路，朱蒙所部辖区内显然也存在真番族。
《汉书·地理志》：“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秽貉、句丽蛮夷”，则早在汉武帝灭朝鲜以前，此“句丽蛮夷”即已存在，隶属于卫氏朝鲜，与朱蒙所部显然族属不同。《后汉书·东夷传》：“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证明玄菟郡高句丽县是因为设于此族的居住地而得名。到朱蒙所部“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13]，即接受汉高句丽县统治时，才与此句丽蛮夷杂居并相融合。
卒本川一带也有不少汉人。《史记·朝鲜列传》：“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塞”，说明自战国时已有中原人进入真番地区。高句丽琉璃明王有汉妃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三国志》、《后汉书》中所载后世夫余、沃沮、高句丽等族的居住地曾经都是秽人的分布区，则卒本川一带也存在秽人。
总之，高句丽人的始祖朱蒙所部自夫余国迁出独立发展之时，内部就包含夫余、秽、貊三大民族，所迁入的卒本川一带又是夫余人、真番人、句丽蛮夷、汉人与秽人杂居的地区，高句丽族就是朱蒙所部夫余人与上述诸族进行民族融合的产物。从族源上讲，高句丽族是多元的，夫余不过是其多元中的一元。陈寿使用“别种”一词，一方面指出高句丽人的统治集团出自夫余人，另一方面也强调了高句丽人不同于夫余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其记载是完全可靠的。但是“别种”一词却无法描述高句丽族形成过程中复杂的民族融合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概念也是不够准确的。
[1]林干《匈奴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4页。
[2]刘庆《“别种”杂说》，《北方文物》1988年第1期，第72页。
[3]孙进己等《渤海的族源》，《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5期。
[4]《晋书·陈寿传》。
[5]《三国志·蜀书·谯周传》。
[6]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页。
[7]《东北古史资料丛编》第二卷，辽沈书社1989年版，第476页。
[8]我认为秽人为东北土著民族，貊人原生活在蒙古草原，后迁入东北地区。鸟夷是东北见于记载的最古的居民，秽人当是其继承者。参见拙著《秽与貊》，载《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4期，16-18页。
[9]岑仲勉注释突厥文的《阙特勤碑》，将此词标音为“莫离”，与“摩离”完全相同。见《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892页。
[10]《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琉璃明王本纪。
[11]真番郡的所在地有朝鲜南部说、鸭绿江流域说、今宁安说三种说法，详见孙进己、王绵厚主编的《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0-273页。
[12]参见拙著《辰国考》，《北方文物》2001年第3期，第63-64页。
[13]《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