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赤壁赋》，有两篇，一篇写于元丰五年(1082)七月，一篇为十月。前者写水，后者写山。无论写水还是写山，都非常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人文世界观，表达了自己对生命里程的自我观照：无论世事怎样换山换水，只要能够紧紧把握住人文自我，生命就会丰富起来，生命的内蕴也会深刻起来。有了这种观照，无论怎样寂寞，也会让生命悄然感动。
在前《赤壁赋》的文本叙事中，作者不露声色地展现了一幅和谐自然物我一体的画面。从白天到夜晚，再到白天，时间的转换与空间的衔接，形成了这篇赋的基本事理走向。使之更像游记：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俱全，仅仅把记游过程虚化。时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地点：赤壁。人物：苏子与客。事件：游览。这种游，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秋游。古人都有春游与秋游的习惯，特别是九九重阳，都有外出登高的习俗。这几个要素，作者仅用了一句话点出，简洁明了。交代完毕之后，就进行描写，再把描写与叙事结合起来，于行云流水中，构成了本篇的叙事游移与情绪起伏。
作为文本本身，界定为“赋”，按照刘勰对“赋”的定义，“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根据这个界定，文本就别有韵味：叙述中有描写，描写中有感悟，感悟中有议论，议论中有叙述，叙述中又有描写，形成一种情感回归主观再现的有机循环。如前所述，叙事要素交代清楚之后，情感要素走上了前台。“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写出了江面的辽阔与景色的壮美，展现了自然的融和与心灵的安详，扩展了自然与自我的有机嫁接。“清风”与“水波”，构成了唯美多元的画面，如果人生走向能够这样，该是多么完美。但我们的生命不是自然，自然也不是我们的生命，各有各的生命轨迹，各有各的生命归程。为此，当苏轼面对长天清江，孤鹜落霞，内心的明快亦如秋江枫叶，几分红润，几分优雅，几分清闲，几分无为。于此，饮酒诵诗也就顺理成章。主客互乐，不是因为有酒，也不是因为有诗，而是因为自然宁静祥和的清江态势，因为美丽景色的基本提醒。这种提醒，无疑醇化了文人的内在情感，也敏感了文人的情感自我，不自觉拉近了物我之间的比照关系。这种嫁接，构成了景语与情语的相互叠加，加强了情感内敛与言语张扬的外射。后面的叙述与描写，更加强化了这一点。月出东山，徘徊斗牛，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凌万顷，如冯虚御风，如遗世独立，此景此情此态此感，把物我二者，全面融合起来，物化与情化的相互婉转，构成了洒脱飘逸的自我。这种由眼前景物再到内心膨胀的酿化过程，完完全全体现出了克罗齐的美学观点。水天如此，浩淼如此，小舟如此，想象如此，此时此地，此景此情，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惬意的呢?行文到此，作者在本段结尾，毫无顾忌地说道，羽化登仙差不多就是如此吧。
我们都知道，成“仙”，是道家的一大追求，或者是唯一追求。一个人一旦成了“仙”，就可以“天地齐寿，长生永恒”。作为苏轼，产生这种情怀，当然有其原因。抛弃世俗，是苏轼此时的基本愿望。这种愿望，显示出一种境界。境界的高低往往决定一个人的高下。一个低境界的人，是不太可能在内心产生自我强化的态势的。这点，在我们的传统书画艺术中，体现得更加鲜明。境界，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我们评判事物高下的基本标准。苏轼就在这种境界中，充分表达了自我的瞬间欲望：对仙的渴求，对世俗的郁闷，一个有飞仙企图的人，对世俗常常是不合作的。
为此，我们能明显感受到作者此时的情绪定向，喜悦的内心与宁静的景物构成统一，构成相融相照的明亮关系。这实际上属于乐境：心境俱乐，主要是心乐。但事实上，这种乐是一种假象，苏轼的乐只是暂时的。在我们的生活场景中，常常有乐极生悲之说。在此，“乐”是表象，真正的内在，却充满了挣扎的渴望：这种月白风清的日子，在生命中并不多得，正是因为不可多得，才有了下文的情绪转移：举酒属客，扣弦而歌，月明景澄，惆怅我心。“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桂棹兰桨，空明流光，心念美人，渺渺远方。苏轼内心难以释怀的东西，通过这几句话表达了出来。我们联系苏轼的生平，就能明显看出，政治上失败的苏轼，实际上是不甘心的，一个有自我壮志，又满腹经纶的人，不想在自我生命，社会舞台崭露头角，那是假的。只要是生命，都有自我表达的欲望，都有自我表现的野心。作为客人，对苏轼甚是理解，一句话也没说，埋头吹起洞箫，其声呜呜，其音袅袅，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旋律中溢满了难以言说的悲伤。洞箫，在此仅仅是一种道具，却冻伤了苏轼更加苍茫的发配之心。
赤壁，本来不是古战场所在地。自然雄浑的山势，奔腾咆哮的江水，在秋江月明之夜，显得分外安详。这种动静相兼的自然景观，构成了赤壁秋夜特有的韵味。苏轼面对客人的洞箫，无言以对，禁不住灵魂的黯然，无奈之中，只说了一句，“何为其然也”。想借此，掩饰住自己外在的沉默与内在的喧腾。而客人的回答，却又加深了这种沉默的态势：一世枭雄曹操，当年挥戈赤壁，那气象，那阵容，那不可一世的辉煌，而今安在?或许，任何丰功伟绩，在时间面前，都微不足道。任何生命，在时间面前，都绝对无依。任何人，无论伟大，无论渺小，在时间的追赶下，最终走向虚无。与其在尘世苦苦挣扎，抛却人性与生命，为那虚幻不存的东西，不惜扼杀，摧毁，甚至葬身荒野，远不如渔樵江渚。侣鱼虾，友麋鹿，驾扁舟，举匏尊，寄蜉蝣，渺沧海，如果有可能，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这当然仅仅是想象。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就导致了人的困惑性，生命的内在价值究竟何在。所以，在生命的自我走向里，任何得意都有失意，任何失意，当然也可能有得意，但人生更多的时候，是无奈。无奈之际，我们除了把情绪或者情感自我转向以外，还有什么呢?当年徐文长在政治上失意之后，情感扭转遇到误区，不得不对自己下手，对自己下手不成功之后，又不得不把这种自戕的心理转到对艺术的顽强追思，正是因为这种追思，我们今天的书画苑囿里，才有了一朵潇洒飘逸的不死之花。
苏轼在此，借客人之口，表达出自己的基本人生态度。仕途不顺，不如求归。归隐，是失败文人们的崇高妄想。当年陶渊明在政治上误入歧途之后，很快矫正自己的心理视角，赶紧回家，过上真正苦闷的幸福生活：物质与精神的悍然决斗，使得老陶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更加自我完善，咬牙切齿地走向不归的远方。苏轼在此，不得不再一次展现自我的基本情愫：在这逃亡的路上，真的有自我的尽头吗?苏轼内心没底。内心没底的苏轼又不得不再次面对。这是一种矛盾，自我与他我的矛盾。怎样才能解决这种矛盾呢?这又回归到了宗教。宗教，在苏轼的生命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宗教总是在苏轼无助的时候，从幕后走了出来，充当了精神教父。在苏轼对客人的.回答中，几乎都是宗教伦理的翻版，这其中，有佛教，也有道教。苏轼在这种自我解嘲的辩论中，展现出苏轼对生命二元的理解，也表达出苏轼对生命本我的尊重与正视：水，逝者如斯，却未尝往;月，盈虚如彼，却卒莫消长。从变者而观，天地不能一瞬;从不变而观，物我都将无穷。于此，无论英雄豪杰，无论山村野夫，都没有必要去羡慕什么，只要按照自我的生命轨迹走下去就是。再说，天地之间，物各有主，正如这江上清风，山间明月，物我共有，又何必去杞人忧天?面对如此良辰美景，不好好享受生命的快乐，反而去忧心忡忡，于情于理，能说得过去吗?
这一段回答，明确表达了苏轼的自我生态观：生命无论走向哪里，也无论富贵贫穷，都不值得高兴或者悲哀。生命有限，主要是过程，而不是结局，作为我们自己，我们能做到的，就是照顾好自己的灵魂。正如伊壁鸠鲁所说，幸福的生活，就是快乐和健康，灵魂没有困扰。因此，无论生命走向如何，有酒就喝，困来就睡，该来则来，该去则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曾经有人问一得道高僧，修行的最高境界是什么，那老禅师说，饥来吃饭困来眠。我们纵观苏轼的一生，旷达是主体，苦难是客体，欢乐是媒体，在黑夜里追寻自我是绝缘体。苏轼在此的答复，实际上是以乐写哀，只是我们今天阅读的时候，已经很难体会当事者的苍茫。苏轼的内心理所当然在煎熬中：今天如此，明天呢?如果没有明天，那是例外。这当然是潜台词。
纵观苏轼的这篇赋，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叙事走向在文本中是弱化的，情绪转换是显性的。通篇的情感暗示都控制在弱化的叙事当中。但弱化并不等于没有，叙事脉络的清晰走向，也可以理解成是情感的支线：白天──月夜──白天(早晨);叙事经过：游赤壁──从流飘荡──主客对话──主客把盏──主客酣睡;情绪转换：喜悦(物我一体)──悲伤(物我各异)──喜悦(物我又一体)。如此的转换，我们不多不少有些明白，苏轼此为的基本目的不外乎是：任何外在的叙事，都是为内在的情感张本。任何生命，无论伟大，渺小，健康，残缺，都是时间女神的馈赠。对此，我们没有必要隔离自我，也没有必要背叛自我，更没有必要相互背叛，我们只能珍惜，如岁月珍惜黑暗，如生命珍惜死亡。这其中，对生命个体，对生命种群，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应该表达自己的敬畏。
总之，叙事是感情的外化，情感走向的升华才是本文的根基。司马迁评价屈原的《离骚》说，整个一部《离骚》，都是遭遇忧愁的结果。当一个遭遇忧愁的人，总是率先想把自己的忧愁表达出来。这点，也符合我们当今的社会心理走向。社会心理学家曾指出，当一个人的内在情绪不通过外化的方式转换，那是非常危险的，又特别是当生命群体遭受压抑或扭曲。苏轼的情感纠结，在谪居的路上，只能通过这种方式释放出来，我们不得不说，星光也是寂寞的。
也许，只有生命走到一定程度，才能进入一种境界。只有进入一种境界，生命才会从真正意义上旷达起来。只有旷达起来的生命，才能接受生命外在与生命内核的碰撞，才能走向自我意义上的安详与宁静。苏轼的情怀让我们怀念，无论他的孤独，不幸，悲哀;无论他的旷达，隐忍，善良;无论他的笑看人间，用自我生命，滴出幽暗苍茫的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