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紹振
前言：《名著欣賞》2003年第四期姚敏勇先生的文章《荷塘――一代知識分子的‘桃花源’》我以為這幾年研究《荷塘月色》的突破之作。姚先生提出了，朱自清所寫的荷塘不是平常的荷塘，而是一個虛擬的、理想的荷塘。這在思想方法已經擺脱的了機械反映的俗套，在方法論上，也比較堅決地運用了辯證法，着眼於內在和外部的矛盾，而不是拘泥於作品和表現對象的一致。其條分縷析的細緻足以代表這幾年廣大中學老師在整體素質上提高。但遺憾的是，姚先生沒有把他的辯證法貫徹到底。沒有把矛盾分析深入到作者的主體精神世界去，因而只看到平常的荷塘和朱先生筆下的荷塘的矛盾，而忽略了朱先生“平常的自己”和“超出了平常的自己”的矛盾。
為了推動文本分析的熱潮，茲將去年在中學語文骨幹老是訓練班的講話記錄稿奉上。
語文教學改革正在如火如荼、有聲有色地進行，基礎教育語文標準的頒佈，正式宣告了語文課程的性質為工具性和人文精神的統一。這可以説是從新中國建立以來語文教學歷史經驗的總結。把語文當作政治工具和當作思想的"物質外殼"的歷史已經成為過去。長期以來的思想混亂在理論上已經澄清，但是，在實際上，要真正要把人文精神貫徹到底，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曲折甚至反覆在所難免。在課本編寫、考試體制、課堂教學過程中，清除長期以來片面工具論的影響，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變相的、精緻的工具論肯定不可能在短時期內絕跡。更為嚴峻的，並不是觀念問題，而是水平問題。許多一心一意要把人文精神貫徹到底的老師，在知識水準上，跟不上。雖然他們已經弄通了尊重學生的主體性的原理，努力改變滿堂灌的傳統作法，把和學生對話作為教學的指導方針。但是，又產生了另一種傾向，就是滿堂灌變成了滿堂問。師生對話不層層深入而是在平面上滑行，教師提出的問題沒有深度，學生的回答流於表面。過去強調老師的主導作用，現在不提了。面臨這樣從表面到表面的滑行，教師應該起什麼作用呢？在理論上還沒有真正的回答。但是，不管什麼理論上如何回答，老師的水平要高於學生是肯定的。但是，目前在文本解讀中，許多教師知識已經陳舊了。不能向學生提出更為深刻的、有啟發性的問題，也不能將學生表面的思考引導到深層的、潛在的奧祕中去。所有這一切都在説明，新的形勢向都是發出的挑戰，不僅僅是觀念方面的，而且是水準方面的。擺在教師面前的一個嚴峻的任務，就是重新學習，從根本上提高自己，讓自己在和學生對話的過程有更多的本錢。
(一)倫理的“自由”還是政治的自由
雖然人們都在人文精神的基本精神上有共同的語言，但是，對於什麼是人文精神卻一時難以取得統一的認識。這也並不奇怪，早在九十年代初，上海的學術界曾經發動過關於人文精神的討論，為時數年，並未能得到共識，就連人文精神的定義都沒有一個明確的説法。這就難怪在課本編寫和教學方法上，產生不同的見解了。在一些學者看來，人文精神就是拓展青少年的個性、情感、想象、意志、獨立批判的精神和麪對消極現實的勇氣，而另一些學者則可能以為青少年時期，過多地讓他們面對消極的文本，有礙其身心健康的發展。在對具體經典文章的取捨上，發生爭論，甚至很激烈的爭執，是很難避免的。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是戴着白手套的，改革者，都免不了要忍受痛苦。這種痛苦不僅僅限於觀念的分歧，而且還包含着原有水平與改革的迅猛發展不能同步。最明顯的是，《課程標準》規定了"多元對話"的原則，但是，一些課本的編寫者和老師，甚至是權威的老師，拿手的還只是社會學的、反映論的解讀方法。這樣就很保證多元對話不變成一元獨白。比如，一講到《荷塘月色》，就只有一種思路，那就是社會學的政治功利價值，該文寫於1927年七月，正好是"四一二"大屠殺之後，他的苦悶，肯定是反映了當時既不能投靠國民黨，又不能奔向井崗山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彷徨。賴瑞雲先生在他的專著《混沌閲讀》中説，對《荷塘月色》，在九十年代以前，有六種解讀，有四種説法都把朱自清在文章中表現出來的不寧靜，直接和當時的政治現實聯繫起來：對當時白色恐怖的嚴酷現實不滿，表現孤獨的苦悶傍徨，尋求在一個清冷幽靜的環境中解脱而又不能。九十年代以後，看法沒有多大改變，只是論述的時候，引用了朱自清當時的《那裏去》和《一封信》，還有朱自清夫人的回憶。旨在説明朱先生當時也知道“只有參加革命或者反革命，才能解決自己的惶惶然。”但是他“只是在行為上主張一種日常生活的中和主義”，“妻子兒女一大家，都指着我生活，”“還是別提超然為好”。可又不安心於超然，證據就是《一封信》中經常被人引用的這句話：“最終的選擇還是‘暫時逃避’”。當然這種逃避是不輕鬆的：“這幾天似乎有些異樣，像一葉扁舟在無邊的大海上，像一個獵人在無盡的森林裏……是一團亂麻。也可以説是一團火。似乎掙扎着，要明白些什麼，但似乎什麼也沒有明白。”錢理羣先生在1993年第十一期的《語文學習》作了更為細緻的闡釋：朱自清被南方四一二大屠殺弄得目瞪口呆，深感性格與時代的矛盾，既反感於國民黨，又對共產黨心存疑懼，產生了不知“哪裏去”的“惶惶然”，“認為一切政治暴力都是毀掉了我們最好的東西----文化。”作為五四啟蒙知識分子，有一種負罪感。錢認為《荷塘月色》的寧靜的境界恰是作者的“精神的避難所”。
但是，上述種種説法，説來説去，從價值觀念來説，仍然是一元的，侷限於社會功利的價值範疇，在這種價值觀念以外，是不是就沒有其它價值了可言呢？似乎還沒有人去認真思考過。從理論上説，至少有兩點可以值得深究。
第一，光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普遍性的苦悶作為大前提，並不能揭示出朱自清的個性來。因為普遍性的內涵小於特殊性，正如水果的內涵小於蘋果一樣。反過來説，特殊性的內涵大於普遍性，正等於吃了蘋果就知道水果是怎麼一回事，而光知道普遍性的(水果)的定義，卻不知道蘋果的味道。
第二，就是知道了朱自清的一般的個性，也不足以徹底分析《荷塘月色》的特點。因為，個性和瞬息萬變的心情並不是一回事。個性是多方面的，有其矛盾的各個側面；個性又是立體的，有其深層次和淺層次。一時的心情充其量只是個性的一個側面，矛盾的一個方面，心理的某一個層次。《荷塘月色》寫的是，他離開家、妻子、孩子之後一個暫短的時間之後的心情。人的心情是不斷變化的，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和條件下，是變化萬千的。而文章的要害，是這個時間段的心情，在特寫空間的特殊表現，而不是他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條件下都比較穩定的個性。在《荷塘月色》中，作者明明説了：有兩自我，一個是平常的自己，一個是超出了平常的自己。而文章寫的恰恰是超出了平常和自己。不管是八十年代的教參，還是錢理羣先生的分析，都侷限於平常的自己，而文章的生命恰恰在於“超出了平常的自己”。
文章一開頭就説“這幾天心裏很不平靜”，如果是指四.一二大屠殺以後的政治苦悶，則從四月到寫作時間，應該有三個月，應該説“這幾個月心裏頗不平靜”。政治形勢，對於所有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同樣的，朱自清的特點在哪裏呢？還有，人的心靈是很豐富的，政治苦悶只是其一個方面，如果斷定在所有的文章中，都要作同樣的表達，那又如何解釋根本不涉及政治情懷的《背影》呢？一些和政治沒有直接關係的個人的、家庭的矛盾，就不能在文章中有所表現嗎？如果表達得好，有深度，就沒有任何審美價值嗎？
從思想方法上來説，什麼叫做分析？分析就是把本來似乎是統一的東西的內在矛盾揭示出來，滿足於把政治社會的形勢和作者的心靈之間的統一作為最終目標，這就並沒有涉及矛盾，而是停留在表現對象和文學作品的統一性上，只能在表現現象上滑行。分析本來就要把掩蓋在表面統一的現象深層的內在的矛盾揭示出來。分析的對象就是矛盾。説了一大車子話，連矛盾的皮都沒有沾邊，談何分析呢？從操作方法上説，不應該只是追求作品與現實的一致，而是相反，從作品與現實的矛盾，不統一的方面入手。這本來是辯證法的題中之義，但是，要將之落實到具體文本上來，卻不是很輕易的，沒有一定的智慧，是不行的。恩格斯説過，就是在一個事例上，作歷史唯物主義的闡釋也是很艱難的。
《荷塘月色》一開頭就説，夜深了，人靜了，想起日日經過的荷塘，“總該有另外一副樣子吧”。許多同仁把這句忽略過去。覺得這句很平淡，沒有什麼可講的。但是，這句挺重要。因為這裏就有矛盾可分析。平時的荷塘，是一個樣子，是並不值得寫的，而今天的“另外一副樣子”，才值得寫。抓住這一句，不僅僅有利於分析文章，而且便於從中分析出為文之道。要寫一處風景，一般的情況，是不值得寫的；只有與平常不同的樣子才值得寫。平時的荷塘，是一條小煤屑路，路邊的樹也不知名。“白天裏很少人走，夜晚有點怕人”，一點詩意也沒有。值得寫一寫的，是“今天倒好”，一個人來到這裏，好像來到“另外一個世界”，作者也“好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許多同行，讀到這裏，又滑過去了。但是，這裏的矛盾的更為明顯了，是雙重的。從客觀世界來説，本來，清華園，就是一個世界，哪來“另外一個世界”？這個矛盾(兩個世界)不要放過。另外一個矛盾更不能放過去。那就是“平常的自己”和“超出平常的自己”。“平常的自己”是什麼樣子呢？文章中説了，“既愛羣居，也愛獨處，既愛熱鬧，也愛冷靜”。而現在卻只是只愛“獨處的妙處”。
為什麼一些語文老師，在課堂上，沒有東西講呢？因為沒有抓住矛盾，無法往深刻的內涵突進，就只好從表面到表面，在字、詞、句、段、篇上瞎折騰了。而抓住了矛盾，就可以分析到深層去了。他説，“一個人揹着手踱着，什麼都可以想什麼都可以不想，白天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説的話，現在都可以不理。”“便覺是個自由的人”。因為覺得“自由”，便感到一種“獨處的妙處”，妙在何處呢？妙在“什麼都可以不想，什麼都可以想。”我以為這兩句話，非常重要。為什麼重要？因為，這是後面的矛盾的線索。平時並不怎麼起眼的荷塘，此時此刻變得美好起來。所以，這一段的最後一句話是“我且受用這無邊的荷香月色好了。”要真正在藝術上讀懂經典文本並不是很輕易的。余光中先生在七十年代，在一篇批評朱自清的文章中，發過一點非常有意思的議論，説是朱自清很奇怪，晚上一個人出去居然不帶太太。這就是沒有讀懂“自由”這兩個字。人家要寫的就是離開了太太和孩子的一種特殊的、自由的心情，這種心情和跟太太在一起是不一樣的。正因為這是不一樣，“獨處的妙處”，才值得寫一下。
發現了矛盾的深層是“自由”，就有可能深入分析了，就不用在什麼段落大意上糾纏不清了。
由於擺脱了白天裏的煩累，心情變得解放了，平淡的荷塘就顯得有詩意了。
以下兩三段就用非常濃重的筆法來寫荷塘之美。一連用了十幾個比喻（余光中先生統計過一共是十四比喻。）風是輕輕的，花香是微微的，雲是薄薄的、霧是淡淡的，光是朦朧的，所有的意象不但在性質上是相當的，而且在程度上是相近的。尤其是形容花香的那一句：微風過處，像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還有形容月光的那句：光和影的旋律，像小提琴上奏出的名曲。關於這兩個比喻為什麼最好，由於錢鍾書先生六十年代初期的《論通感》影響巨大，大家都以通感來闡釋，這應該説是比較貼切的。但是，徹底的辯證法是無所畏懼的。事物的不平衡是絕對的，十四個比喻，不可能全是很精彩的，如把荷花説成是“像碧天裏的星星”，“剛出浴的美人”，荷葉如“亭亭的舞女的裙”之類，孤立起來看，比較平庸。余光中先生在批評朱自清的文章中説：比喻都不高明，那麼多明喻，不好。這是因為余光中先生從美國新批評出發，認定明喻不如暗喻。但是，他又認為，這十四個比喻中，最好的是形容月光從高處叢生的灌木中，落下參差斑駁的黑影，“峭愣愣的，如鬼一般”，但是，這是個明喻，這就有點自相矛盾了。其實，把比喻分別加以研究，是一種方法，但是這種方法，並不十分完善，因為就文章而言，首先是整體的效果，一般不宜拆開來分析。局部是整體的一個有機部分，整體功能大於要素之和，這是系統論的起碼規律。整體效果好了，就構成了一種互相滲透的和諧，沒有什麼地方的語言在程度上，或者在性質上，互相沖突，互相杆格，互相抵消的；也就是朱自清自己在文章所説的“恰到好處”。哪怕局部比較差，由於互相支持，互相補充，互相滲透，總體上就比較完善了。這篇文章屬於抒情散文，所動人者，情緒也，情緒、感覺和語言達到和諧統一，給人的印象就比較強烈。但是，在闡釋這一段文章的時候，幾乎沒有一個老師涉及到這一番風景描寫的風格問題。余光中先生認為，朱先生所用比喻都是“女性擬人格”，評價不高。殊不知，也有人認為所有這切都是一種女性的暗喻，或者是“借喻”――“那些關涉女性的愛慾形象卻可能是真正的本體。”（高遠東：《‘荷塘月色’――一個精神分析的文本》，《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第一期）這個問題是很值得思考的。但是，似乎並不到位，因為都離開了自由和獨處和自我欣賞之妙。文章中外在的美好都是為了表現內在的、自由的、無聲的、一個人靜靜地、不受干擾的、甚至孤獨的情懷。從心理上來説，外部的寂靜和內部的安寧達到了和諧，也就是“恰到好處”，而這就使散文構成了詩化的意境。這種詩化的寧靜的境界，是自由的，因而是美好的。
問題在於：這種自由是什麼性質呢？當然自由有屬於政治範疇的，是相對於專制而言的。但是，自由並不是只有這樣一種涵義，自由還有發屬於哲學的、倫理的、實用的範疇的。哲學的自由是相對於必然而言的，從斯賓諾沙開始就有了自由是對於必然的認識的命題。朱自清在這裏追求的並不是哲學上的自由，這一種內涵可以排除。實用的自由是相對於紀律而言，例如一個學生老是上課遲到，你可以批評他自由散漫，這個自由，與政治不搭界，和朱自清先生的心情也沒有什麼關係。倫理學上的自由是相對於責任而言。作為父親、兒子、教師、丈夫的朱自清因為肩負着重重責任，“妻子兒女一大家，都指着我生活，”，因而是不太自由的。把這幾種自由的範疇拿來比較一下，哪一種更符合文章的實際呢？我傾向於：文章強調的是離開了妻子和孩子獲得一種心靈的解脱。這一點下面還要仔細地分析。
（二） 為什麼對蟬聲他蛙聲充耳不聞卻想到了“風流的季節”
政治與非政治，整體與局部的矛盾抓住了，就有可講性，抓不住矛盾就沒有可講性，許多同行之所以在課堂上磨洋工，把一些不須要講的東西拿來折磨學學生，就是因為沒話找話説。而在明明有話可説的地方，反而視而不見。這就是不會把潛在的矛盾抓住所造成的後果。比如，下面的文章中，有幾句話，幾乎被所有的老師和論文作者忽略了的話："這時，最熱鬧的是樹上的蟬聲和水裏的蛙聲，但是，熱鬧是它們的，我什麼也沒有。”
這不是又有矛盾了嗎？朱自清用最明確的語言告訴我們：原來清華園的一角，並不是如文章中所寫那樣寧靜，那樣幽僻，還有喧鬧的一面。朱先生不過是選擇了幽僻的一面，排斥了喧鬧的一面。因為幽僻的一面和他的內心相通，因而他用相當華麗的語言，排比的句法，營造了一種寧靜的詩意的境界。這種詩意來自一種"獨處的妙處"，獨處的好處是"便覺是個自由的人"。這種"自由"的性質是什麼呢？余光中先生曾經為文批評朱自清夜出遊，不帶太太，看似笑話，但是，也有啟發性。他離開了太太（和兒子）享受着寧靜，連蟬和蛙聲都聽不到，可是接下來，卻引用了梁元帝的詩《採蓮賦》，他內心想到了南朝宮廷男女嬉戲的場面上去了。還説"這是"一個熱鬧的季節，一個風流的季節，可惜我是無福消受了。"這不是太矛盾了嗎？
不難看出：有兩清華園，一個是平常的，一個是當天的。他寫的自己，也有兩個，第一個是平常的，另一個是當天的，不是平常的那個自己，而是“超出了平常的自己”。這個自己和平常的自己有一個最大的不同，就是感到“是個自由的人”。自由在什麼地方呢？就是什麼都可以想，什麼都可以不想。”那麼，他想了些什麼呢？這是很值得追究一下的。很可惜，許多同仁，滿足於被動地閲讀，忘記了化被動為主動，在追隨中進行預期和回顧，這樣矛盾就會從隱性變為顯性。關鍵在於，對於自由這樣一個概念，要有分析的能力。通常的分析都是分析一個具體的、感性的事例，這固然不容易，但是，難度不太大。可是分析一個抽象的概念難度就比較大了。但是，沒有這樣的能力，就很難愉快而勝任地做一個奮發有為的語文教師。分析完自由的概念，事情並沒有結束，還要看文本：究竟哪一種自由的範疇更適合文本的實際。
從外部感覺來看，他連樹上的蟬聲和水裏的蛙聲都聽不到，從內心深處卻想着梁元帝《採蓮賦》中男女調情的場面和《西洲曲》中民間少男少女戀愛歡會的場面。而且還要感歎“這是一個熱鬧的季節，也是一個風流的季節”，“可惜我們現在已經無福消受了”。這就是他所説的“什麼都可以想”的“自由”。
高遠東的論文《‘荷塘月色’――一個精神分析的文本》説，《荷塘月色》中有一種“心理騷動的性質”，或者如俞平伯所説的“沒來由的盲動”，用朱自清自己的話來説，就是“隨順我生活裏每段落的情意的猝發的要求，求每段落的滿足。”如果我們拿《荷塘月色》和他的《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相對照，就不難看出朱先生內心的苦悶的性質了。在《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中，朱先生很誠實地寫出他本想聽一聽歌妓的歌喉的，但囿於知識分子的矜持，拒絕了。可是內心又矛盾，失落。
我的學生邢那妍查閲了朱自清的傳記，更為雄辯的説明了《荷塘月色》所表現的苦悶並不是政治性的，而是倫理性的。
朱自清於1920年北大畢業以後，到杭州一師教書，月薪七十元。雖然已經寄給家裏一半，但還是不能滿足父母的要求。妻子兒女生活在家中，受着折磨。從《背影》中可知，1920年以後朱自清的家境，已經非常慘淡。因為貧窮，家庭失和，為了減少矛盾，節約開支，朱自清回到家鄉任揚州八中的教務主任。由於庶母的挑撥，其父藉着和校長的私交，朱自清的薪水，本人不得領取，被直接送到家裏。迫於此，朱自清不得不接出妻兒，在杭州另組小家庭。1922年，朱自清帶妻兒回揚州，打算與父母和解，結果不僅沒有解決矛盾，反而加深了精神上的痛苦。作者給其好友俞平伯的信中就寫道：“暑假在家中，和種種鐵顏的事實接觸之後，更覺頹廢下去，於是便決定了我的剎那主義。”（所謂剎那主義就是從生命每一剎那間中均獲得意趣，使得每剎那均有價值）後來，朱自清的父親因為考慮到孫子的教育問題，從朱自清處把兩個孩子接回揚州。朱先生的生母，也隨之一同回去。但是，父子關係，一直沒有緩和。朱自清每月寄錢回家，往往得不到回信。在《背影》中提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觸目傷懷，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他待我也漸漸不如往日。”暑假中（也就是寫作《荷塘月色》的七月份），朱自清想回揚州，但是又怕難以和父親和解，猶豫不定。因而有“這幾天心裏頗不寧靜”之語。這一切都證明朱自清在漫步荷塘時感到的自由，在性質上是一種倫理的“自由”，是擺脱了作為丈夫、父親、兒子潛意識裏的倫理負擔，嚮往自由的流露。和政治性的自由是沒有直接關係的。這樣的解釋，如果不是更加切近朱先生的本意，至少也是揭示了比較深刻提供了心理的和藝術的奧祕。當然，倫理的自由，也不是與政治的自由沒有一點聯繫，前面所引用手朱自清先生自己的話，就表明他也因為考慮到老婆孩子的責任問題，而不能絕對自由地作政治的抉擇。但是，我以為那是比較間接的，次要的。
我曾經對一年級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如此分析《荷塘月色》，反反覆覆講了四堂課，到最後還是有一些同學轉不過灣來，有一個女同學課後對我説，你怎麼能這樣講？我本來讀這一課，頭腦是很清楚的。你這麼一講，把我的思想都搞亂了。我説，搞亂了，好啊。不是要搞活思想嗎？搞活的第一個階段，就是搞亂，我這裏所做的，就是要把你原來社會功利是惟一的價值的心理定勢打破。
當然，作品一旦公開每一個讀者都可以有自己的解釋，甚至可以有與作者不同的理解。但是，這樣的解讀，從作者心理方面，而不是單純從社會政治反映方面，提出了一種新思路，至少可以增加學生的思考空間。這種闡釋的理論基礎不是社會學的，而是心理學的，倫理學的，涉及到意識和潛意識的問題。這就要求都是對於弗洛依德的學説有一點涉獵，光有一點粗淺的社會學、反映論的哲學常識對於一個合格的中學教師來説，是不夠的。
有了比較豐富的學理基礎，對於人的心靈的理解就可能比較自由了。但是，這還僅僅是一種可能而已，要真正把文本解讀得深刻，還要下苦工夫。美國新批評強調對文本的細讀（close reading）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達到高潮，而我們在八十年代，引進西方文論的時候，雖然，引進了一些理論主張，但是，並沒有把人家的方法用到我們的閲讀過程中去，因而，還沒有來得及在中國生根，就被認為是過時的東西，而被擱置了。當然，新批評也不是十全十美，它的最大侷限，第一，常常是限於詩歌的解讀，第二，它的解讀方法，也比較狹隘，第三，它的操作性也比較差。九十年代以後，我們又引進了西方最新潮的文論，如福柯、德里達的東西，但是，也只是偏重於他們的宏觀理論，而忽略了人家為了達到這樣的宏觀理論所使用的微觀分析的方法。因而，至今還沒有一種西方文論成熟到可以説是達到了活學活用的程度。
在與學生"對話"而不是灌輸的課堂上，老師面臨的挑戰是空前的。人文精神是一個全新的課題，人文精神不是簡單的教條，而是一種滲透在字裏行間的精神，比如説，在講解魯迅的作品時，許多教師都講到了魯迅對於勞苦大眾的悲慘命運，常常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但是到了作品分析時，就不再提起了。真正的人文精神，是在作品之中的，而不是文本之外的。把文本當中潛在的人文精神，分析出來，是中學語文教師艱鉅任務。這不是很輕容易的， 因為，越是偉大的作家，越是深刻的傾向，往往越是隱蔽。有時，就潛藏在似乎平淡的，並不見得精彩的字句中，一般讀者，常常視而不見，解讀的功夫就在這些地方，所謂於細微處見精神。魯迅作品中人物的名字，一般是很平靜的敍述。但就在平靜的敍述之中，有很深刻的東西可供挖掘。如，《阿長與山海經》，寫一個保姆，好搬弄是非，晚上帶孩子睡覺，在牀上擺成一個大字，把孩子擠得沒有法睡，這樣的保姆，顯然不稱職，還把孩子長期嚮往的春節變成"磨難"，還荒誕不經地講太平軍要捉她這樣的女人，脱光了衣服站在城牆上，敵人一打炮，就炸了。就是這樣一個迷信而又麻木的小人物，魯迅對她並不是一味地厭惡，而是善意地調侃。把她寫得很可笑，但是，又不是有意欺騙人，她本身是很虔誠地迷信的。在她為少年魯迅帶來了長期求之不得的《山海經》之後，文章就改用抒情的筆調來歌頌她。
從這裏可以看出魯迅的人文精神是多麼深厚。可是，有些語文課本，並沒有抓住這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的寬廣胸懷，而是僅僅引導學生去鑽研什麼詳寫和略寫。
光是在字句上理解人文精神是不夠的。在課堂上要求的真正意義上的具體分析。在看來平淡的地方分析出深刻的人文內涵來，是須要真工夫的。比如每一個語文老師都會講到魯迅所説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光這樣講是抽象的，學生不會有感覺。要在分析作品時，從字裏行間揭示出來才到位。要從作品中，從文本中，分析出來，這樣才是活生生的。這才叫讀懂了魯迅。要不然不過是一鍋夾生飯。（在全國中學語文骨幹教師培訓班上的報告）
